论初始访谈中的移情与反移情

2018-08-17 21:58:40 119

作者:Thomas H. Ogden, M.D.

翻译:齐娜娜,肖军

校对:刘英华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仅供交流。

(1992). Psychoanalytic Inquiry, 12(2):225-247


Ogden博士是旧金山精神分析研究院成员。本文是一篇论文延伸版,这篇论文最初发表在Ogden博士最新著作《体验的原初边缘》(1989)中。

在一切探索的终点

我们也不应停止探索的脚步

这个过程终将把我们带回起点

那未知的地方

艾略特,“小吉丁”

分析师必须反复地、像第一次遇见精神分析概念和技术似的,不断发掘这些术语的新义并保持它们的活力。即使是最理所当然的想法和现象,分析师也必须允许自己可能对其感到惊讶。例如,他必须允许自己真实的被分析过程中猝不及防的、无处不在的潜意识,移情动力和顽固阻抗所影响,仅仅回溯性的运用这些熟悉的精神分析概念和技术术语来命名在分析体验中刚刚被发觉的现象。如果分析师让自己永远保持初学者的好奇,那么他就有可能从他认为已了解的东西中学习。本文汇集的观点回应了我(和其他初学者)关于分析过程起始的主题,并特别涉及到分析过程起始之初的移情与反移情。我不想太过详尽,因为这个主题几乎触及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每个方面。我讨论初始分析性访谈的第一个观点是初始分析性访谈与任何其他分析性访谈并无差别:相比任何其他访谈,初始访谈中的分析师和其他分析过程的分析师一样,初始访谈中的受分析者也和其他分析过程中的受分析者一样,初始访谈中的分析也和其他分析过程一样。

 

创造分析性意义

在初次面对面分析访谈中,分析师做的所有事情,皆在邀请病人思索他经历的意义。对病人来说所有显而易见的事物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相反地,病人对已经熟悉的事物好奇和感到困惑,并将其在分析性设置中进行再次思考。病人的想法与情感、过去与现在具有了新的意义,因而病人获得了他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意义。分析性情境中,这些经验产生了对分析设置而言很独特的意义。对于受分析者来说,分析室是深刻而平静的地方,他意识到必须找到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声音。这是受分析者从未被人听到过的想法的声音。(受分析者可能发现找不到他自己的声音。这个发现也可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分析师说话与不说的方式,是传递分析师不加评判的接纳病人原本样子的沟通方式,但同时病人与分析师都明白,他们为心理上的改变而相遇在一起。分析师努力理解病人为什么是他现在的样子并且无法改变,同时又毫无疑问地要求病人放弃他的疾病,以便利用分析。例如,一个分裂样的病人必须进入与分析师的关系,并在关系中战胜病人哪怕是与其他人最小程度接触的恐惧;强迫的病人必须放弃穷思竭虑的症状,以便可以进入分析性对话;癔症病人必须中止长期构成(取代)他生活的戏剧表演,成为除表演者外的观察者。

分析师甚至在初始访谈前就成为了病人的移情性情感客体。除了将分析师看作是接受训练去理解和(通过一些尚不清楚的流程)帮助病人解脱心灵痛苦的人之外,分析师也被病人体验为疗愈性母亲,童年期过渡客体,渴望的俄狄浦斯母亲和父亲等。这些渴望伴随着对失望的恐惧。

正如病人首次治疗时段开始前就有了一个幻想中的分析师,分析师也在初始访谈前就有了一个幻想中的病人(更确切说,有很多病人)。换句话说,见到病人前,分析师利用一些细节,如病人电话里说话的声音、转介原因、分析师与当前病人关系等信息来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感受病人,并把这些材料带入初始访谈。另外,对初始访谈的期待通常带来一种悬念感。病人与分析师都即将进入人际互动的戏剧,这部戏剧的很多脚本已经写好了(分析师和病人内心戏剧),但必须创造出一部分析双方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戏剧,才能让分析工作富有成效。这个工作伴随着兴奋,同时也有焦虑。很大程度上,初始访谈的危险源自于,对自己内心世界和与另一个人内心世界首次相遇的期待。扰动深层的无意识是危险的,实践早期的分析师常常误解了这种焦虑。它被治疗师视为害怕病人会离开,但实际上,他们是害怕病人会留下来。

最近,一位病人非常清晰表述了初始访谈前一些思维片段:“一开始我应该对感到最恐惧和羞耻的事情说多少?如何讲述?我不想让他认为我如此疯狂、虚伪、自私、诱惑,以致与我一起工作如此不愉快,他很快会找到某些理由来摆脱我。这样揭露我自己带来的耻辱值得吗?我决定来见他是个错误吗?当我跟他通电话时,我对他很失望。我希望他年纪大一点,更像是祖父。他听起来有点疯狂:他似乎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他的办公室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区里。我疑惑他是否在执业上有困难。”

当病人在电话上询问我采用治疗还是分析方式工作时,我建议病人我们找一个时间当面会诊。我有意使用“会诊”,是为了明确说明这次访谈不是一定会成为持续性工作的开始(尽管我想让这次访谈成为一次分析性体验,不管会谈结果如何)。我这么做是因为在和病人访谈前我无法提前知道,我是否觉得能帮助他,以及我是否想和他工作。有很多因素,影响我决定我是否大体上感觉会喜欢这个病人,是否对他关注或感兴趣。

分析师在某种程度上尝试诊断性的思考是重要的,然而,除了一些例外情形(例如,药物或酒精成瘾病人,强烈付诸行动的反社会者,器质上严重受损病人),我通常认为遭受各种精神困扰的病人都有可能接受分析(cf. Boyer & Giovacchini, 1980; Ogden, 1982, 1986)。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声称能与任何对分析感兴趣的病人工作,这样的声明是过分的。我认为当我们意识到不喜欢某个人而同意与他工作,是对病人的伤害。有这样一种说法,分析师应该能分析他的负性反移情,因此分析师应能与任何适合分析性工作的病人工作。理论上这个说法可能正确;然而,实践中,我认为就算不是建立在强烈负性反移情(或强烈负性移情)基础之上的分析性任务也已经足够困难了。在我看来,无论分析师(或病人)是否认识到这些移情是非理性的,情况都是如此。我认为这个告诫同样适用于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情欲移情或反移情的例子。

另一方面,与病人谈话时,我没有把初始访谈称作“评价期”或“评估阶段”,因为我认为这些称呼表明病人在工作中相对被动。这样的措辞会让我把首次访谈功能错误理解为主要涉及启动分析过程。首次访谈中的互动不仅是一个人评估另一个人,甚至两个人评估另一个人。相反,我认为它是两个人努力创造分析性意义的互动,包括理解初始访谈中做决定的意义。我想在初始访谈中促成一种将构成分析性体验的互动,这种互动对病人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带给病人被分析的体验。

尽管初始访谈阶段移情焦虑非常大,但我不认为分析师的任务是让病人在首次访谈中感到放松。相反,我认为分析师的任务是帮助病人不错过重要的时机,去识别和理解病人一直苦苦挣扎的移情、情感和感受。

在分析性设置中保持心理张力

如同所有其他访谈,初始访谈也开始于等候室。用某某医生,先生或女士来称呼病人,分析师同样也这样介绍自己。这种正式的介绍所固有的悖论对病人来说并没有消失:分析性关系是最正式同时也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这种仪式是对受分析者和分析过程的尊重。另外,这种表达也显示出分析师不假装,也不希望是受分析者的朋友。(我们不会付钱给朋友来跟我们说话。)一开始很明确,分析性关系亲密性是仪式背景下的亲密。

治疗师在早期训练中,当他们与病人从等候室走向咨询室的时候,经常具有想“让病人放松”或“表现出人性化”的冲动。例如,一位治疗师试图缓解病人走到咨询室的紧张感,说,“我希望你停车没有很麻烦。这附近很不好停车。”在分析过程,不需要做这样的评论。实际上,从讨论的视角看,这位治疗师实际上在几个方面都不够友善。首先,他把他的无意识情感传递给病人,即他认为病人是一个在敌意世界中艰难谋生的婴儿,并且这位治疗师因为没有让病人生活得容易些而负责并感到内疚。这样的谈话立刻让病人欠了分析师人情,并且带来返还分析师“好意”的压力,通过这样的方式病人在帮助分析师感到更舒服。这位治疗师的评论还有一种暗示,他没有信心,对于提供给病人的治疗是否值得病人花费功夫过来。

而且,这种谈话是一种偷窃行为:它剥夺了病人按照意识和无意识选择的方式向咨询师介绍自己的机会。病人有无数种开启谈话的方式。他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如何去做,其他受分析者不会重复这种方式。我们不能剥夺他为自己剧本写开场白的机会,甚至他踏入咨询室前把分析师的无意识内容施加给他。(未来有足够时间呈现这一部分,因为分析师在病人无意识幻想中必然无意间成为参与者。)

最后,我们讨论的这种谈话类型会在分析性体验方面误导病人。我们作为分析师不会借由减少张力的行为、安慰、送礼物等方式尝试缓解焦虑(我们自己的或病人的),因为保持心理压力不仅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是对病人要求的一部分,所以为开始分析性关系而努力减少心理压力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否再谈及这件事,受分析者无意识注意到分析师允许分析师自己借助反移情付诸行动处理自己的焦虑。

病人把很多问题和焦虑(通常未说出来)带入首次访谈,分析意味着什么,分析师意味着什么以及受分析者意味着什么。分析师尝试通过解释自由联想、沙发使用、见面频率,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之间区别,及精神分析流派之间区别等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这些尝试不仅徒劳,还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病人以他自己的语言呈现自己的机会。如接下来的临床片段表明,分析师对分析的意义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他表现得像分析师。

H先生,一位42岁的电视制片人,他在初始时段解释来见我的原因是感到极度焦虑,对死亡的“强迫观念”,包括害怕在睡梦中窒息死亡,害怕在地震中被困住而死去。病人脑海里充斥着这样的想法,他有一个轻度听力障碍的六岁女儿,他担心她这这个世上生存会很困难。他说他知道这些恐惧有些夸张,但是这并不能减少他的焦虑强度。

病人说他是小孩子时就生活在恐惧中。H先生的父亲,一位大学教授,一直对病人不满意,坚持通过每天晚上的家庭作业来“帮助”他,每次必定以父亲冲病人尖叫“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而结束。

H先生告诉我他工作上的成功似乎对他来说并不真实。他感到好像得不断为他再也无法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做准备。因此,他把赚的每分钱都存起来。他给了几个花钱时感觉有被耗竭的危险的例子。然后我说似乎他觉得为分析付费令人恐惧,因为这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他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保护来源。H先生笑了,并说对于这点他想了很多,为分析付费让他感觉像是流血,在他被“治愈”和他流血至死之间存在竞赛。

当我在第二次访谈开始前去等候室迎接H先生时,他在流汗,似乎一直焦虑等候某个非常重要消息,或许一个判决。一走进我的咨询室,他迅速穿过房间伸手拿起电话并说:“我把钥匙锁在车里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让她在我们咨询结束后带着备用钥匙在这里等我。”我说,我想在他看来似乎他的整个生活要取决于这个电话,但是我认为在他试图解决这事前他和我应该讨论一下发生了什么,他坐下来,说,“实际上,刚才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典型的。我的午餐放在车后排。停车场有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把钥匙留在车里。’我觉得有些担忧把我的午餐留在没有上锁的车里。我认为有人可能会在我的午餐里做手脚,所以我想锁上车。”

我对H先生说,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做了两件事:他把他的午餐锁在车里,这样它不会被人做手脚,然后按照指示牌的指示把钥匙留在车里。他告诉我当意识到他把钥匙锁在车里他非常恐慌,并立即想到在我办公室给他太太打电话。他说这个想法让他大松一口气。我重复着他的想法,他在那一刻想到我,还有他太太。他说确实这样,但是他更早些时候想到我,当他看见指示牌时,似乎是我把它放在那里。

H先生解释说,要求使用我的电话也是他的特点。他总害怕人们生他的气,然后请求获得他们一些小恩惠确信人们喜欢他而让自己放心。例如,他通常在单位向同事借零钱或一支笔,或者问路,而实际上他已经非常清楚如何到达那里。

他告诉我他确信我已经把他当做一个十足的傻瓜。(我假设,这种情感背后有一种愿望,还有恐惧,但是我这个时候没有打断病人,因为他正在向我介绍构成他内部客体世界的各种人物。)H先生继续讲述了更多有关他父母的事情。他父亲十年前去世,但是他一生似乎都处在垂死状态。他父亲从儿童期就患有肾病,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病人说他一直很恐惧父亲在朝他吼叫时死掉。H先生告诉我他父亲有时非常和善,病人尽管大部分时间非常怕他父亲,但是他依然爱父亲。

我问他是否认为我会冲他喊叫,因为他把钥匙锁在车里,并要求使用我的电话。他说以一种散漫的方式有过这种感受,但是不太清楚为什么在我的等候室等待时感到如此恐惧。(我意识到病人可能试图打电话给他太太是想让她保护他不受我的伤害[如同他母亲曾保护他不受他父亲伤害],并保护我不受他的伤害。)

接下来的分析性工作中,移情性行动化在不同层面的含义(H先生称其为“电话把戏”)显露出来,包括病人希望被当做无助小男孩,以防御感觉自己是一个具有强大破坏性的人,曾极大伤害过他父亲,也会伤害我。他移情性行动化第二个层面涉及他想激怒我以类似他父亲的方式去行动化,我会因他的愚蠢冲他喊叫。某种程度上,他害怕我会表现得那样,并试图告诉自己我不会来安抚自己。然后,他又在这种强烈责骂中发现一种感官享受。另外,他在被惩罚中感到解脱,因为他无意识觉得他应得这样,他想象他犯下了与他父亲有关的罪恶(例如,激怒他,他让他生病,最终杀死了他)。而且,他觉得他父亲以强烈、控制的方式来表现对他的爱。病人无意识希望在预期的责骂中,从我这获得这种形式的爱。分析过程中,“电话把戏”反复被用作分析性过程的象征。

警示性描述

初始访谈中,我一开始就会倾听病人“警示性描述”,例如,病人无意识解释他为什么感觉分析是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分析肯定会失败的理由1。

1[注释:Ella Freeman Sharpe (1943)使用警示性描述指代服务于本能控制冲动的幻想,这样的幻想表现为破坏身体的无意识自我警告。本文中,我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一套更特定的,在不同概念框架下的幻想:即病人有一套认为进入分析关系就很危险的无意识幻想(McKee, 个人通信, 1969)]。

也就是说,我在倾听(并尝试用语言为我自己或病人表达)分析时刻里最前沿的移情性焦虑。无论受分析者困扰的本质是什么,病人的焦虑都会以进入与分析师关系的危险的形式呈现出来。病人无意识中有一个强烈信念(他无法表述出来),他婴儿期和童年早期经验教会他一些特定方式,他所有客体关系都必定变得令人痛苦、失望、过度刺激、湮没、不可信赖、窒息、过度性欲化等。他没有理由相信他将进入的这段关系会有任何不同。受分析者这种信念既正确也不正确。从移情意义上说,这个信念正确是说,他内部客体世界必然变成分析舞台上上演的一场鲜活的主体间戏剧。说它不正确是指,分析情境与创造出他的内部客体世界的原初心理人际情境不完全相同,原初心理人际情境是指婴儿期和儿童期幻想和客体关系的情境。

分析最初访谈的一个小时里,受分析者说的(和未说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看作是对分析师发出的无意识警告,告诫分析师和受分析者都不应该进入这段注定要失败和危险的关系中。必须强调,病人觉得分析会让分析师还有病人都遭受危险,很大程度上病人进入分析时畏缩不前,是在努力保护分析师。从这个角度看,分析师要涵容病人对开始这段关系的恐惧,还要涵容在不牺牲病人生活的情况下,受分析者发生内在变化,即改变内部客体病理性依恋的希望。下面描述了一次初始分析性访谈,说明病人经常无意识地试图象征性地表达他所预期的对自己和分析师的危险。

J先生以他与太太和孩子之间的空洞关系、对工作的厌倦,以及总体上生活缺乏乐趣,开始了第一次访谈,他说内科医师将他转介给我,内科医师认为分析会对他有益。尽管J先生表达了凄凉感,但我猜想他生活中有愉悦,他感到不仅必须对他,还要对我保守愉悦的秘密。我想象J先生有外遇--或许与一个女人有关,或许与音乐,艺术或其他一些“强烈兴趣”有关,或许与一段儿童期浪漫记忆有关。这个想象不是直觉的结果,而是对病人描述自己的某些内容的反应。回想起来,很容易注意到,这些信息由他对用词的选择、讲话节奏、步态、面部表情等传递出来。他表现得像是有秘密的人。我推测(但没有跟J先生说)他似乎无意识觉得分析会抑制愉悦,他不得不把它隐藏好,我预期分析因此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对他,而且对我)相当枯燥无味。

病人说他确信他需要治疗,他知道如果去寻找帮助,太太和孩子会获益。虽然如此,他感到非常内疚把钱花在分析上,而不是用这些钱买一家人都可以享乐的东西。在初次访谈过了一些时间后,我说,病人似乎感到开始咨询等同于外遇。他告诉我他如何忠于太太,从未考虑真的有外遇。然而,他说,我说的那些话令人不可思议,因为那周早些时候,他第一次听到自己对他秘书说的一些评论,它们听起来太模棱两可,被解读为一种求欢。她选择不直接回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议。他说他对这件事感到相当不安,多年来头一回早早下班。

对这个个案,我决定对我所理解的主要移情焦虑做诠释(例如,最易接触到的无意识/前意识移情和阻抗意义)。似乎病人带入分析关系中的内心戏剧中,预期出现强烈依恋和隐秘的紧张。正是这种体验(“外遇”),我猜想J先生害怕分析会变得令人非常痛苦,或不可能继续。随后几年分析过程中,病人能够了解他与一位他曾深爱保姆的关系中这些情感,他无意识觉得他得将这种爱瞒着他母亲。他的愤怒和内疚,以及对卷入类似难以忍受纠葛的恐惧,导致他形成性格防御,在生活各个方面保持相当冷漠。他只是“走过场”的想法在他分析初期起着重要防御作用。

    由于我对英国精神分析观点很感兴趣,所以我经常被问及克莱茵是否真的在分析一开始就对移情进行解释。这个问题也经常困扰我,当试图跟病人去谈论这段新的关系(分析性关系)是多么地令人害怕、兴奋、失望,或是感到它毫无用处等等,似乎并不令人惊讶。总的来说,在初始会谈中,如果病人的移情焦虑未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处理,这个初始会谈对我来说是不完整的。即使不是克莱因学派的分析师,也会在初始会谈中跟病人(试探性的)谈论,病人如何理解此时此刻是什么在干扰被分析者。2

2[注释:与此同时,在任何治疗情境下,分析师必须以临床判断为指引。在许多情况下,分析师感觉自己不能太“聪明”(Winnicott, 1969p. 86)或知道的太多是很关键的,因此,他在那个时刻选择避免给出任何解释,即使是最为试探性的理解(cf. Balint, 1968; Winnicott, 1969, 1971)。]

下面是一个关于在初始会谈中对移情焦虑的反移情阻碍了对其进行讨论的例子。

一个32岁的男性打电话给治疗师预约咨询。他告诉治疗师,在约她见面的过程中,他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对话有产生争执并因他暴力行为而结束的风险。N先生说他是一个彪形大汉,声如洪钟,即使在他不生气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被他吓到。尽管如此,N先生说,他希望治疗师不要感觉到害怕,因为他并非一个危险分子,也从未真的袭击过任何人。

当N先生现身初始会谈,治疗师惊讶的发现,他有着正常的体格,说起话来有些压迫但并不大声,举止也并不霸道。她得知N先生是一位成功的零售业主。他的母亲是个精神疾病患者,他在一岁前就被领养了,打那开始,N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在五年间,他先后被五个家庭领养过,直至有一个家庭抚养他,到他18岁参军离开为止。N先生的养父母在他的潜伏期和青春期时开始酗酒。

治疗师(最近刚完成了训练)并没有和病人讨论他隐含的、自相矛盾的警告,即她被建议不要和他产生任何关系。看起来,在潜意识的感觉中,跟N先生谈论他对于自己破坏性的恐惧会让N先生对治疗师来说更加危险。这里也有治疗师对她病人恐惧的否认,这使得她无法去思考他的警告。(其他治疗师甚至可能会拒绝见这个病人,因为他们认为病人把治疗师经验成为一个对内在和外在客体的危险,从而产生反移情并付诸行动。在他潜意识的心理现实看来:他已经最终让他的生母变成了精神病人并遗弃了他,而他是如此的不可爱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从而使得后面的五个领养家庭都不愿意留下他,并使得他的养父母成了酒鬼。)

在接下来四次的每周的会谈中,这个病人都表现得焦虑不安。第五次会面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告诉他的治疗师,随着每次会谈,他变得一次比一次焦虑,而这愈发让他难以忍受。因此,他决定不再继续治疗。治疗师建议N先生再来见面谈谈他的这些感受。

恰在这个时候,这名治疗师就这个个案寻求督导。我指出这个病人从一开始就非常害怕他的愤怒(尤其是对母亲的移情)会吓到或者毁坏治疗师。治疗师潜意识中对病人的恐惧让她建议一周一次会面,尽管N先生间接地暗示了他需要也能够承担更高频的治疗。治疗师潜意识地对与病人保持安全距离的决定,进一步确认了病人关于治疗师可能认为他是危险的(尽管有着充分的理由),并且最终将他拒之门外这一信念。在我看来,N先生打电话给治疗师是想看看她是否在上一次会面中受到了伤害,并且暂时被治疗师邀请他过来进行下一次会面安抚了下来。我猜想N先生既对他母亲(内部客体)的疯狂、没有能力爱他并遗弃了他感到非常的愤怒,而同时,又害怕是他的愤怒使得他妈妈发疯并最终遗弃了他。

在那个电话之后,N先生与治疗师再一次会面,在从等候室到咨询室的路上,他问道:“你怎么样?”他说一进到咨询室,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猛跳。治疗师指出,N先生担心他在上一次会谈中会令治疗师感到害怕甚至伤害到了治疗师,而这从一开始就困扰着他。听到这一解释,病人很快平静了下来。之后,治疗师指出由于病人对每次会谈如此强烈的焦虑,或许增加见面的频率来讨论是什么让他感到恐惧或许是有帮助的。令她惊讶的是,N先生看上去非常接受这一建议。在某种意义上,分析性会谈推后到了第六次或七次会谈才真正开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治疗师反移情中未被分析的焦虑使得她无法思考或解释病人的移情焦虑导致的。

分析性空间

进入一段分析经验(开始于初始会谈)意味着不断扩充心理空间使其逐步接近分析性空间,这一心理空间构成了奥格登Ogden所说的 “精神矩阵”(“Matrix of the mind” Ogden,1986),它逐步成为病人思考、感受、生存的空间。以一种精细的方式,这些事件构成病人与内/外部客体关系的体验,构成病人的日常生活,病人对这些事件的回应方式有助于分析体验,而这对病人来说很重要。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析者内在潜意识戏剧是在这一分析性空间而非在被分析者个人心理空间中被体验,我们常常用移情性神经症和移情性精神病来描述这样的过程。3

3[注释:分析即将终止的阶段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冲突的无意识移情的处理。同等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对分析性空间进行凝缩的阶段,病人借此体验到他本身构成了他生活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分析过程得以继续。如果这一体验没有出现,分析的结束将被体验为对他得以存活的心灵或者空间的丧失。]

每个独特的个体和分析师的配对共同构成了分析性空间。正如母亲学会(常常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为她的每一个孩子创造各自不同的游戏空间一样,分析师必须学会为每个被分析者创造各自不同的分析性空间(Goldberg,1989)。类似于每个婴儿的独特性格都汲取并带来母亲特定的情感潜能,分析师也必须允许他的病人在现实/幻想层面创造/塑造自己。由于婴儿具有创造母亲的角色,所以可以说,没有两个婴儿拥有完全相同的母亲。类似的,也没有两个病人拥有完全相同的分析师。在每一次分析中,分析师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着自己,在分析行为上有细微的差别。此外,这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现象:在每一次分析的过程中,分析师都在体验着内心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会在之后的分析中体现出来。

更加严重的病人会把分析性空间体验为会吸食他们精神内容的真空空间。(这常常被经验为具体的身体或身体的某些部位)。我有一个此类的病人,他喋喋不休说着猥亵的言语,以此开始与我的第一次会面。我被这样猛烈的攻击吓了一跳,随即决定让这个病人按照他的方式说下去并观察他对我产生的影响。很显然,他的喋喋不休中包含的焦虑远远多过其中包含的敌意。过了大约五分钟,我对他说,我想来见我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安静了下来。我接着说到,他把那些垃圾倒给了我,因为他并不在意放弃他自己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我又说到,我猜想他内心中有更加重要的东西,而他感觉到他需要保护这一部分。在这些干预之后,这个病人可以开始告诉我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虽然依旧是以精神病性的方式。之后,我跟他讨论了一点点我对于他告诉我的事情的理解。我所说的几乎都指向他对于和我待在一起的恐惧。

焦虑的问题

被分析者常常会在初始访谈中直接提出问题。我也会直接回答其中的部分问题。例如,我会用“理所当然”的方式(Freud,1913p.131)回答病人对于我的受训背景和收费的问题。尽管如此,大多数问题我都不回答,包括我是否有擅长的领域,我更多是属于哪一个“精神分析流派”,在我的执业过程中见过的男性病人是否多于女性病人,我是否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这些问题无疑是病人关于我由于自身的心理障碍而无法理解的幻想,比如,我会害怕女性或男性,我对于同性恋或异性恋的恐惧,我对于控制或顺从他人的需要等等。

当病人坚持一个接一个地提问题时,我常常会对他说,不确定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这对你来说一定感觉到非常危险;取而代之,病人希望通过我的回答来为未来进行取样,从而消除等待带来的紧张。

通常,一些病人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是羞耻的、危险的、无价值的等等,这些需要被保护不让分析师了解,或者他会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空无一物,甚至无法填满分析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受分析者会用问问题来试图让分析师填满分析空间。另一些病人可能会迅速地陷入沉默,由此邀请分析师用问问题(分析师的问题)来填满分析空间,实际上,是用分析师的心理结构、联想、好奇等等来填满分析空间。在这种情形下,我会试着和病人去讨论我认为我理解的他的焦虑。我会说明我的理解是尝试性的,并且十分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不恰当的。由此,我邀请病人告诉我,我所说的哪些部分对他来说是正确的而哪些是无稽之谈。

创造历史

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在初始会谈中“采集个人史”。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形式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试图不去从病人那里“采集”他的成长史(通过问一系列问题的方式),而是试着允许病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展开他意识和潜意识中对于他的历史的各种版本。4 病人带着他内心的痛苦来见分析师,而他常常无法准确地将其命名。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展现给治疗师,他只有在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才能用对他来说可行的方式,向分析师讲述他所知的自己。对分析师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去用自己规划的议程,比如收集成长史信息、提出治疗建议或设置分析的基本规则等(cf. Freud, 1913; see also, Shapiro, 1984),打断病人自身的努力。

4[注释:我们要时刻谨记病人的成长史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等待我们去慢慢发掘;它是病人意识和潜意识中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是一个持续演变和流动的过程。某种意义上,病人成长史是一个在分析过程中持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另外,没有任何理由去推测病人在分析一开始一定有一段历史(历史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随着时间的过去,病人已经获得了自体的连续感,使得他能够把他过去的感受和当下的经验联系起来。]

当病人向分析师讲述他痛苦的实质(他意识中或潜意识中预期他的痛苦将会随着分析过程而加重),无论多么隐晦曲折,他过去的经验已经以两种方式绞在了一起。首先,就病人向分析师报告他对于自己困难源头的理解来说,他会向分析师呈现这一版本的历史数据,比如那些病人有意识的对过去的设想。显然,这会造成对病人实际生活经验的割裂、模糊甚至是大段的忽略。例如,病人可能会避免提及某一家庭成员,对他自己的性经历绝口不提,避免提及在当前危机之前或青春期之前发生的任何事件。在这种情形下,当我感觉到病人已经告诉我他想让我知道的和他可以说出来的部分,我可能会问他是否注意到有什么是他不愿意提及的,例如关于他父亲的任何信息。(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寻访病人与内部/外部客体关系的阻抗,比如,病人意识中/潜意识中对与某一客体关联的焦虑)。

就像任何对阻抗的描述一样,关注的核心并非是隐藏在阻抗背后的信息;我们聚焦于病人将自己内部世界的特定面向呈现给咨询师之后,会发生什么恐惧,而他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保护自己远离这一危险。因此,“采集个人史”(通过直接询问)这一行为是罔顾阻抗并因此丢失了大部分对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内容,例如,如果通过询问让病人谈论他对“过去”的感受,我们将失去对于是谁在病人的内部客体世界中被背叛、伤害、杀死、丧失、引发妒忌等等的理解;或者当病人放弃获得内在客体关系的独特方式时,病人将体验到哪一种与内在客体关系失控的体验。

病人提供个人史的第二种形式是在移情-反移情体验中传递的数据。这是病人的“活着的过去”,比如,建立于婴儿期和童年早期的客体关系模式,它构成了病人的内心结构,既作为他精神生活的内容,也作为他精神生活的背景。因此,这一过去成为了分析的核心。

当然,在讨论中,这两种形式的历史,在意识中符号化了的过去和在潜意识中活着的过去,是紧密的缠绕在一起的。当病人的内部客体世界在移情反移情中被赋予了主体间的生命,病人和分析师都会有机会去经历直面而来的依恋、敌意、嫉毁、嫉羡等等,这些构成了病人的内部客体世界。在移情-反移情中,过去与现实重叠,就像旧日灵魂在新的生活背景中复活了一般,比如,在分析关系中。

在我的经验中,初始访谈之后(也包含)的那个阶段,病人是在一个“去整合”的状态( 与失整合截然不同),这包含了心理变化的不同寻常的潜能。通常情况下,跟6个月、1年甚至是几年前比起来,病人的外部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当然,也有很多例外)。当病人最终寻求分析的时刻,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他的内部世界。个体曾经依赖的防御结构暂时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这时的他潜意识中感觉到自己具有过不一样生活的可能性,比如,改变内部世界,让自己对自己产生不同的体验,做出不同的行为。5 对我来说,在初始访谈中忙于“历史信息收集”,未能与病人“去整合”状态紧密相连,浪费这个可以改变内心“成熟度”的不同寻常的时机,实在是可惜。

5[注释: “去整合”(de-integration)状态(Fordham, 1977)与初始访谈的关系,正如夫妻在妻子怀孕最后三个月所经历的状态一样。这不仅仅是说这对夫妻中的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对自己身份认同去整合的阶段(作为男人/女人,成人/孩子,儿子/女,父亲/母亲,丈夫/妻子),而是这对夫妻处于去整合状态,从而为创造新的关系模式做着准备(内部的和外部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一关系比已经形成的婚姻关系更广也更复杂。换句话说,他们在意识上和无意识上努力在为这个家庭创造内部和外部客体世界的空间。]

总结

本文中我所讨论的观点仅仅简单地作为观点存在。他们并非试图被用来作为规范或指南,也并非试图申明如何进行初始访谈。同时,这里讨论的思想本质上是精神分析思想。这代表着构成精神分析技术的一个辩证逻辑:分析技术由一系列的观点指引,这些观点能大体上被认为构成了一个方法或在一系列原则指引下汇聚成了一组方法。从第一次会面开始 ,分析实践就在可预期和不可预见,被后天受训的和先天自发的,有方法调理的和直觉的两极之间进行着。

初次面对面会谈被看作是分析过程的开始而不仅仅是为分析过程做准备。在初始访谈中,病人所熟知的一切不再被当做是不证自明的。受分析者以他从未经历过的形式对他自己产生特殊的意义。分析师试图通过做一名分析师来让病人在分析中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通过对分析过程进行说明。为了这个目的,治疗师并不通过安抚、治疗内的付诸行动、建议等来驱散心理压力。考虑到病人潜意识中感觉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去进入这段劫数难逃的、危险的关系的原因,病人在初始访谈中所说的一切(以及没有说的)被理解成为潜意识中对分析师(以及对病人的)的警告。分析师试着在移情焦虑和阻抗的层面来理解病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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